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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金伟‖乱世下的生命体
    时间:2017年08月09日   作者:佚名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次    【字体: 】    


    乱世下的生命体

    ——读张贤春长篇小说《神兵》

    吴金伟

     

     

    张贤春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兵》,以红三军进入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黔东神兵参加红军为背景,讲述角口农民不堪压榨拉起神兵反抗官府最终在红军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勾勒出一幅末世乱象下的芸芸众生相,同时,融入傩文化、民俗风情、地理产物以及乌江、洋山河峡谷岩溶地貌等自然景观,使这部小说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极强的可读性。

     

    神兵既然是农民起义的队伍,这样的队伍就注定有着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特点。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吏治腐败,法外敲诈,农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神兵》把这样的一些特点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

    小说一开始就是阎科长在蔡家祠堂口若悬河地讲述国内形势,国军围剿红军节节胜利,前景一片大好。阎科长的讲话还没完,有经验的民众对他的心思早已猜中。政府官员进村开会,每次都没有好事,不是拉兵,就是派款。果不其然,官府前途虽然光明,但眼下还有点困难,因而要增加捐税。民众去年秋冬才交,开春又来派款,可见派款之频繁,让民众不堪忍受,更为愤怒的是,交上去的钱财大部分让官员挥霍私吞了。

    除了派款,还要拉兵。俗话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两项在国民政府都齐备了,不仅要民众出钱,更要出力,出少了还不行。

    苛政已然让民众无法忍受,官员的暴行更是将这种愤怒的情绪引向了顶点。阎科长刁难冯保长,利用职务之便,行风流之事,其行径龌龊至极。保警队中队长薄士文凶狠残暴,强奸杨三荷,打死其母亲。民众遭到政令和官员的双重欺压,没有经济,没有尊严,民不聊生。正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造反成了民众的必然选择。

    神兵与红军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地看,一支军队要加入另一支军队,有以下几种情况:一,被打投降;二,走投无路;三,志同道合。此三种情形,第一、第二种较为容易实现,唯独第三种,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磨合。神兵加入红军,以第三种情况为主,兼有第二种情况。

    神兵拉起来后,顺利打下县城。红三军侦察连长贺夏关及时进入县城,通报信息,让神兵退出县城,避免与黔军劲旅正面交锋,挽救了神兵。神兵对红军的第二次认识,可以说是由蔡大地与夏进秋完成的。两人潜入泉口,了解到红军与民众秋毫无犯,且刷的政治标语与神兵提出的口号有相通之处,加深了蔡大地对红军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的认识。随后贺连长又设身处地为神兵考虑,劝神兵放了被夏进秋绑架来的薄开贤。神兵答应送药材给红军,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然有了共识。最后,神兵遭到追击,红军不辞辛劳,解救神兵。神兵感受了红军的诚意,认识到只有加入红军穷人才有出头之日,因而,决定加入红军。

    神兵参加红军,固然有其迫不得已的一面,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红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他们有理想有追求,神兵加入红军,从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变成一支革命的队伍,其意义得到了升华。

    《神兵》不是随便杜撰,随意编造的故事,它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它是以红三军进入黔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黔东神兵参加红军为历史背景,将虚拟的角口神兵融入历史大环境中,其历史进程与《黔东苏区永放光芒》(中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红三军在德江》(中共德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以及《黔东北神兵》(德江县政协文史委编)《德江县志》等书籍的记载相符。

    《神兵》的思想见解也是深刻的。它深刻地反映了角口神兵从起义到参加红军的整个过程,强烈地冲击了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作者是本地人,加之对当时的历史相当熟悉,因而对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规章制度都十分了解。阅读过程中,常常有身临其境之感,能够真切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冲突,阶级对立的尖锐矛盾。同时,《神兵》也并没有避讳农民阶级自身的矛盾。神兵在加入红军之前,目标并不明确;夏进秋与蔡大地的矛盾无法调和,一个是要从反抗中捞取好处,一个要反抗到底,翻身做主人。

    乱世之下,人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他的生存状态与选择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没有哪一个人天生就愿意去造反,去当土匪。当基本的生活无法维持,尊严被剥夺,人们就会做出选择,是愤而怒起,还是苟且偷安?《神兵》中,蔡大地、杨三荷、夏进秋都面临这个抉择。

    蔡大地,他是贵州陆军崇武学校毕业生,加入黔军,官至警卫连长,深得军长赏识。黔军内斗,后来兵败,他心灰意冷,卸甲归田,有“苟且性命于乱世”的味道。但乱世之下,岂有完土。回到家乡后,国民政府横征暴敛,吏治腐败,他决定拉起神兵来对抗。蔡大地是拉起神兵的始作俑者,他富有才气、正直且思想开阔。民众虽然愤怒至极,可是,如果没人挑头,他们也只得默默忍受。在所有的乡人中,蔡大地也是能够拉起神兵的唯一人选。杨培年等人懂得傩戏,懂得做法,他们不会拉起神兵,因为他们的智慧无法将神兵武装起来。蔡大地四处联络,巧借仙姑法力,拉起神兵。蔡大地不相信法力真能使他们“杀不进,砍不进,一刀砍个白印印”,他只是要利用“法力”将民众聚集起来造反。神兵一旦拉起来,他就开始训练他们,使他们具有战斗力。蔡大地知道,黔军忙于内争外斗,一时顾不及他们,可以使他们得以暂时的安全,但对于神兵的未来,他没有谋划,总不能生生世世亦军亦民吧,其实,他也无法预料,天下大乱,各种军事组织此起彼伏,那是当时的一种大势。

    杨三荷是《神兵》中最具传奇性的人物。她与母亲被诱骗到警队驻地蔡家祠堂,她遭到薄士文玷污,母亲被枪杀。在哭诉母亲的过程中,她神志不清,蔡大地因之说她是神仙附体,群众信之。杨三荷被尊称为仙姑,她是神兵中至关重要的人物,是神兵的魂。众人信奉她,才愿意聚集起来。杨三荷是个悲剧人物,但在那个乱世下,她却用自己的方式活着,且活得有模有样。她并没有因为外在的不幸而自暴自弃。夏进秋认为除了他没人愿意娶她,便打她的主意,但她却不愿意。她不是嫌弃夏进秋贫穷,而是觉得他人品不佳,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她喜欢蔡大地。她很勇敢,敢于向蔡大地吐露心声。她愿意嫁给蔡大地做小,说明她封建思想浓厚。杨三荷是封建文化下活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方面有赖于那个乱世,让她做了仙姑;另一方面,是她独特的性格,作为一名女性,敢于牵头造反。

    夏进秋在神兵这支队伍中是最为反面的,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从私心出发。他参加神兵,不仅仅是为了抗捐,还有报薄士文掴耳之仇;参加神兵后,私自与国民政府官员谈判,企图在其中谋取一官半职;蔡大地、仙姑都要加入红军,他怕有去无回,坚决不同意,在拒绝交枪中误杀蔡大地之妻。他的私心完全淹没了道德,他第二任妻子难产,接生的问他舍大保小,还是舍小保大,他说舍大保小,他的抉择并非从生命的角度出发,而是觉得妻死可续,儿子不一定能再生。如此一个自私自利的人,难怪人们传说他设计陷害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除了蔡大地,杨三荷,夏进秋外,《神兵》还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如阎科长的凶残,薄士文的野蛮,薄士武的睿智,杨国龙的粗莽,杨培年的向善,张洪飞的天真,等等。神兵描绘了乱世下一副从下到上、从民众到县衙官员的众生相。他们在血雨腥风的社会上你来我往,或欺凌,或顺从,或对抗。一个个艺术形象生动丰满,一个个细节精准可信。

    人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命体,当灾难降临,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求生。蔡大地、杨三荷等人不堪官府欺凌,揭竿而起,与官府对抗,无疑是一曲斗志激昂之歌。但乱世下人的选择终究无法预料生命的前程。蔡大地、杨三荷参加红军,最后都死在抗日战争中了。在今天,民族主义被不断提起,爱国主义成为民族精神的核心,蔡大地、杨三荷、薄士武等人的死亡方式或许是那个时代下最好的选择。

     

    小说是一门综合艺术。历史故事自然能够成为好的小说素材,好的历史故事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前提和基础。但仅有故事,有人物还远远不能构成历史小说。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除了要有故事,生动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外,还要有好的结构。

    《神兵》是一部故事性极强的小说,其故事结构自然顺畅。

    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民组织神兵起义在铜仁境内遍地开花。《神兵》要写出那个时代的起义过程,历史风貌。毫无疑问,涉及的生活面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内容复杂,线索繁多。如果采取多线条复式处理方式,很容易写得眉目不清,焦点分散,甚至主次不分,犯喧宾夺主的毛病。《神兵》精心构思,较好的处理了结构方面的问题。

    《神兵》采取单线条的方式,以角口神兵的发展为主线,其它神兵适当穿插。小说提及的神兵起义不单是角口神兵一支,在德江境内,还有稳坪神兵,其规模比角口神兵大,甚至有比蔡大地杨三荷等人更加传神的人物张金殿。其它区县,如沿河、松桃、思南等县神兵也不断涌现。但作品没有没有展开祥写,而是当有事件交织,人物往来的时候,适当穿插。作品始终以蔡大地,杨三荷领导的角口神兵与国民党腐朽统治的主要矛盾为线索,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这样,既然交代了背景,从而也达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效果。

    《神兵》结构的另一特色是张弛有度,舒卷自如。《神兵》从神兵的兴起一直写到神兵加入红军,情节跌宕起伏。其间,既有剑拔弩张,硝烟弥漫,也有温情脉脉,旖旎风光,更有相传千年的神奇的傩戏,三者交替出现在小说中,使得整部小说看起来既引人入胜也不让人疲倦。

    小说开始写官军在蔡家祠堂威逼百姓捐税、抽壮丁,阎科长、薄士文等人胡作非为,戕害百姓。正当你觉得警队等行为不堪入目,让你头脑混乱时,小说笔锋一转,写蔡大地去夏家寨。一路上乡村风情让人迷醉,一层层梯田,黄绒绒的小花,呢喃的燕子,还有老人的山歌,一下子让人松弛下来,顿觉清爽。小说中,这种紧张与轻松的场景替换比比皆是。蔡大地、杨三荷带领的神兵遭到追击时,在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小说穿插了洋山河的奇特风光,读起来令人如痴如醉。

    另外,小说融入民俗风情,比如傩戏,洋山河等,都比较注重方法。在傩戏、洋山河风光上,着重从人物语言写来。适当情节,增加素描。比如,小说对傩戏的写法,先是通过冯保长对薄士文的讲诉,进而薄士文亲自观看傩戏表演,直接描写;对洋山河风光的描写亦是如此,先是通过带路人张金举的口叙,神兵退到洞口后,又增加直接描写。多角度多主体的描写,避免了单一式介绍的枯燥,使傩戏的奇妙,洋山河的奇特风光跃然纸上,情节逼真,令人神往。

     

    张贤春是介入现实很深的作家。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龙坝》到他的杂文集《傻人傻话》,再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镇长今天二十八》《张劲传说》《案情》《斑马线》等,每一部作品都在现实主义的范畴内。《神兵》虽然是历史题材,但依然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只不过《神兵》的现实是过去的现实。

    作者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会直接影响一部历史小说的成就。而历史观,也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古典小说的历史观主要是“历史循环论”“宿命论”“时势造英雄”。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强调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观在发生改变。《神兵》中,自然也有统治阶级与广大的贫苦大众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但通读全篇,作者显然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点,更多的是从人性和文化的立场为视角,从而超越历史,突出文学的价值。

    作品主人公蔡大地固然英勇多智,品格坚毅,但作为德江县全程首富的地主阶级薄开贤也一诺千金,诚实守信,他答应报答神兵不杀之恩,便在有神兵被国民党抓捕后千方百计的营救;统治者中有残暴的阎科长,人民大众中也有狡诈的夏进秋。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薄士武在国民党军队中官居要职,但从他与父亲的谈话中,他更加认同红军的施政纲领。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所谓地主的儿子抛弃原有的优越生活,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神兵》不然,他写了薄士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矛盾与困惑,一方面认同敌人的施政纲领,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已有的生活条件而与敌人拼来拼去。这是我在《神兵》中看到的一个闪光点,它预示着国民党统治的不合理性,同时,它也从反面验证了神兵参加红军必然性。

    张贤春的写作从现实始,我敢断言,他的写作也必将以现实终。他几乎不写个人的感受与感悟,也不会写乌托邦似的虚拟世界。他的情怀被现实紧紧地咬啮着,并蕴藏在现实的呈现中。正因为如此,他对现实的把控就显得深沉有力。他本人在基层政党机关工作几十年,对现实有许多独特的创见,因而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

    文学评论家雷达说:“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不难发现,六十年来,真正有生命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大都是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勇气和胆识的。”所以,我们也不难发现,为什么张贤春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情有独钟。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可以正面关照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忘过去,才能正视当下,开创未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神兵》中的反抗是人面临困境的抉择,更是人性的自由舒张。书中的主公人蔡大地返乡,因为兵败了,他不愿在投在敌方下吃窝囊饭;回家后,他不愿受官府的霸蛮从而组织民众起来对抗。从这一点来说,《神兵》具有永恒的意义。

    《神兵》可能是张贤春最为费心的一部著作。他的其他作品写当下,有可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者道听途说的,或凭空想象的。但是《神兵》这个故事,以上方法都不适用。他花了大量时间查阅历史资料,将史实和真实的地理环境融进想象的故事中。

    作者以全知视角写来,千头万绪,风俗风情,有的地方依然穿插得不是很自然,有些地方依然略显繁琐、生硬。纯粹从小说的角度看,《神兵》或许还有不少瑕疵。但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其功效也不仅仅是小说那么简单。《神兵》告诉我们,在黔东北这块土地上,在德江境内,有独特的傩文化和风景区;曾经有那么一支队伍,他们敢于反抗残暴;曾经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为抗日而牺牲。《神兵》警示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可以知兴衰的历史之镜,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

     

    吴金伟,土家族,1989年8月生,贵州省德江县长丰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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