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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俊明‖“黔地书”与“个人志”
    时间:2017年07月12日   作者:霍俊明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次    【字体: 】    
    “黔地书”与“个人志”
       ——读末未诗集《归去来》
     
    ◎  霍俊明
     
     
    在贵州独山持续的阴雨中,末未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在默默地吸烟。在阴郁低沉的背景中闪烁的烟火可能正暗合了诗人应有的深隐甚或某种孤独的写作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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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末未的这部诗集《归去来》中我最关注的是“黔地书”这一辑。我更倾心于“黔地”一词,因为它显然比“贵州”更具有深层的文化基因和特殊的地方性知识。显然“黔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物理空间,而是在语言和想象中形成和叠加的文本空间。我更想在末未的诗歌中寻找到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尤其是在一个全面城市化的时代这显得更为重要。
    当下的诗歌批评很容易形成美学上的赞颂,换言之当下的诗歌批评工作更多的是面向了诗人个体,并且往往是朋友式的追捧。而在我看来现代的诗歌批评所缺乏的是融合的视野以及历史谱系的田野考察工作。说到末未,说到他诗歌中的“乌江”以及“黔地”,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末未的诗歌写作姿态以及文本中的空间、时间、历史意志、现实感和命运性体验与以往的贵州诗人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差异。而这正是我这篇文章的一个出发点。也就是说,在同一个空间,不同的年代和写作语境下产生的诗歌却是有位移、差别甚至更大的转捩的。尤其是从诗歌地理和地方性知识的层面考量,这点就更显得重要。至于“诗歌地理”这一现象我持保留态度,因为很多诗人和研究者将之表象化和简单化了。我近年来强调的一个相关的概念是“地方性知识”。
    云笼雾罩的贵州高原向来以其“多山”著称。这里的高原、山地、丘陵、坝子等特殊的地理生成了特殊的文化景观。险峻无边的群山、深不见底的沟壑、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山路和石阶以及漫延的阴霾雾瘴使得贵州诗人更多的时候处于沉默和孤独的幻想之中。同时大声叫嚷的方言以及同样倔强、暴烈的性格也在诗歌中得以呈现。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地文化导致这里长时期成为边缘的“外省”。边地性的焦虑与紧张却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贵州本土诗人相当敏感多思,当新媒体和去地方化的高速运转的时代来临,诗歌写作已经不存在什么“中心”和“边缘”之分,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边地”和“外省”了。而由此所形成和演进的诗歌生态以及诗歌态势和文本样貌必然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谱系和时代背景下再来谈论末未的诗歌写作无疑就有了言说的必要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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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当下的众多刊物和诗人纷纷参与到诗歌“地理”的写作和活动当中去,但是众多的诗人却缺乏真正意义上对空间和地方的认识、理解,想象力以及再造能力。同样对于末未而言,如何将草木黔地、物态黔地和记忆中的黔地洪湖转换为语言形态的黔地就是必然面对的写作问题了。
    一个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他长期生活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他的精神成长乃至文学写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城市化以及媒介化的扁平时代,一切都被削平和消弭个性和差异的语境下,贵州高原可能是不多见的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地方个性和残留了地方性知识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与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显然有些写作者和研究者忽视了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地方之间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甚至地方和空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定程度上我认为诗歌“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出来的。就此,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空间结构和文化性格尤为值得研究。较之更多的离乡者、异乡人而言末未是幸运的,因为他仍然生长在“故乡”的土地上,他还有现实以及文字和精神上的“故乡”。
    那么末未所提供给我们的是怎样的“黔地书”呢?
    末未并不是一个抒写“故乡”和“故地”的“狭隘主义者”。在一个个空间他具有拉网一样不断收紧和缩小的能力,也有显微镜一样不断放大和象征的能力。在木棚、六景溪、印江河、德江、乌江以及大西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测量者对内心、身边之物和时间的耐心勘测与校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末未在诗歌抒写中将诗人的位置放得非常低,诗人时刻是以虔敬和敬畏的内心来面对小到一颗微尘大到一片天空。末未具有一颗容留的心,这在一个地方性写作和社会伦理学的写作热潮中显得弥足珍贵。他对不可知事物保持了沉默状态,这同样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末未能够在“限度”中写作,而非滥用了评骘和想象的自由。
    末未的抒写大体是舒缓而平静的,但是平静中的悲悯和敬畏之气却无时不在扩散和充溢。当然,末未的诗歌中也时时充满了张力甚至某些互否性力量的冲涌和盘诘。无论是涉及到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末未不仅能够将草木看做“江山”,而且能够将“江山”还原到个体命运和现实的场域之中——“归去来”之循环。末未不是一个乡土性的耽溺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化时代的伦理批判者和愤怒诗学的持有者,而是时时秉承了个体意义上的“生命诗学”。换言之,在我看来末未的“黔地书”更多是在时间性的考量中所生发出来的生命与生存的思考。在地方和空间中诗人所思忖的是一去不返的时间对个体生命以及人世变迁所形成的冲蚀。当末未的诗歌文本中不断出现“世间”、“人间”、“流水”、“浮尘”、“红尘”、“今生”、“来世”、“今生今世”、“如去如来”、“今世的春天”和“江山”(如《站在黄果树瀑布前》、《夜宿护国寺》、《关于千佛洞》、《春雷滚滚》、《春天的另一张脸》、《从松桃飘来的白云》、《想在瓮安谈一场今生来世的恋爱》、《清水江的片刻时光》、《走在山路上的六景溪》、《散板中的思林水库》、《李子花开遍江山》、《一笑而过》等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在红尘此岸与遥不可及彼岸之间的对话与磋商、自审、探询——“今生今世,我不过一粒逝水中的浮尘 / 构不成风景,也不会留下阴影”。这种强烈的时间性体验和想象除了需要俗世里的一颗尘心的忍受力之外,还需要一定的类宗教性或者个体精神乌托邦意识的支撑。而末未的一部分诗从精神向度上来考量的话确是如此。
    然而对于任何写作者而言,既不能重回过去,又不能超越当下。而只能是在二者的夹缝或者边缘、过渡地带观察、回溯、前瞻或者回忆。末未也不例外。过客性的一次性时间体验在末未这里有着不无强烈的印记和凸显。从“黔地书”到“个人志”恰好在两个平衡点上末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位置和抒写视点。与此同时,他虔敬的内心所形成的保留性使得他的诗歌很少有精神洁癖和修辞癖性,而是以真诚和真实的抒写方式呈现出足够繁复的内心景深和现实生态。尤其是在《我在瓦窑感受到了一双巨大的手》这样的诗中,在夜晚、河流、悬崖、村庄、堤坝、船只和瓦窑、机器、电线之间,末未能够将具体的场景和寓言化、象征性的时间暗示、命运感的细节以及神秘难解的时间甚至“时代性”的空间之间形成复杂的叠加和互相映现,“至于死去的人,已经死了。黑暗中 / 他们自有新的秩序,和灵魂的居所 / 但更多的人还活在这个世上 / 需要光明照亮前程,指引内心的道路 / 绕过岁月的蹉跎 // 因此人们在瓦窑的下游筑起一道堤坝 / 并留下一条暗道,诱导滔天之水 / 推动一台庞大的机器,再通过两根电线 / 翻山越岭,融入时代广阔的生活 // 水涨船高,水涨船高。游船开始剧烈摇晃 / 我明显感到,有一双巨大的手将我们控制着 / 它一会儿在船的左边摇,一会儿在船的右边摇 / 这种捉摸不定,像遇到了命运”。这就使得末未的诗歌精神性的空间被拓展了,而不完全是个体的微缩世界,而是带有了某种程度的“及物性”和关联性写作。像《我在瓦窑感受到了一双巨大的手》这样的诗就写作空间而言只能是在末未的“黔地”发生,而不可能是在大城市或其他的空间。这使我想到当年希尼在夜晚写作的那只胖墩墩的钢笔,那是在向内心挖掘、向词语挖掘,也是同时在向历史和现实挖掘。显然,末未《我在瓦窑感受到了一双巨大的手》这样的诗已经不是简单的内心之诗、描摹之诗或者新闻化的对应于现实简单化处理的“仿真诗”,而是具有了个人化的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努力。尤其是在这样的诗句中,“几乎只有一个夜晚,爬到半坡的江水 / 把峡谷里的所有村庄,泡成历史 / 像眼前的瓦窑,只留下一个名词 / 让要命的人背着,风雨中,东奔西走”。我们看到的是发现和命名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对应、反应、复现和机械地“描红”。历史和现实之间,个体命运与时间性存在之间,空间与时间之间,具体与形而上之间在瞬间被打通(代表性的诗作如《走在山路上的六景溪》、《刘氏宗祠》、《南山》、《我在瓦窑感受到了一双巨大的手》、《白鹭洲新传》、《古巷》等)。这样的诗显然是具有重要性的。
    尤其是当末未将诗歌的视界更多地扩展到“当下”、“城市”(比如诗集的第二辑“归去来”)的时候,他在处理“新时代”(比如城市和“凌晨四点的火车”意象)与“旧事物”(比如村落、宗祠、古巷等)的时候不仅审慎而且能够予以深入。相应地,当下很多诗人在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往往容易形成二元对立的立场和表态式的评说。而末未的一部分这种类型的诗歌能够以对话性的方式还原、发现和深入。
    而这种还原、发现和深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碰撞和互相生成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在当下的诗歌语境中诗歌的“真”更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不是沦为美学的修辞癖或半吊子的社会学家和庸俗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末未这部诗集每一辑中都不缺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如《古巷》、《刘氏宗祠》、《风中的草帽》、《凌晨四点的火车》、《一回事》、《投降》、《李子花开》等等。“毕竟这是偏远的楼上古寨 / 你要允许贫穷的人们,占点大自然的便宜 / 从河里搬来卵石,垫稳小巷 / 让脚下的道路,有惊无险,通向四面八方 // 毕竟这是被时代遗落在大山深处的村庄 / 你要允许小巷深处,旁逸斜出的一朵鲜花 / 像宿命,安之若素,插在牛粪上 / 不逃跑,也不悲伤”(《古巷》)。“还原能力”是诗歌之“真”的保证,这不仅关涉写作态度,而且还关于查勘事物的方式。末未的诗歌不缺乏这种还原能力,而这种还原并不等同于低级的再现,而是深入体验和想象力提升之后的结果。这样的文本自然具有直指内心的事物核心的力量,比如《走在山路上的六景溪》:“现在我要指给你看,小路断头处 / 这片收过后的稻田。为了不让大地悲伤 / 人们取走稻谷,留下稻垛 / 盖住荒凉的视野”。
    末未的诗很多具有自然形态、民间形态的背景,比如山脉、峡谷、河流(乌江、清水江)、村落、山野、遗址、祠堂等,与此同时在深扎于“当下”的视域中末未又时时有着仰望性的姿态。这也是一定程度上他的诗歌中出现灯光、渔火和星光的原因了。这是一种牵引,一种疗治,也是一种赎救,也是诗歌本质上具有的一种“无用之用”的力量。这是一种劝诫,也是深层的慰藉,尽管时间性的虚无、现世的无常、历史的虚渺、家族的变迁无时不盘绕着那颗颤动的内心。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鲁奖评委,著有《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等。曾获“诗探索”理论与批评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星星》年度最佳批评家、《诗选刊》年度诗评家、“后天”双年艺术奖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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